在對諸葛亮評價中，動機與效果，人格與事功，史實與演繹，深明大義與小肚雞腸，個人得失與情境影響，不同角度會給出不同說法，幾乎處處表現(xiàn)出兩種傾向，而不同傾向的觀點，都能得到資料支持。于是，諸葛亮的整體形象越來越高大，但“翻案”式的文章也會時不時冒出一篇。讀者往往各取所需，作者往往有所隱諱，而且這種選擇與隱諱更多地發(fā)生在無意識層面，這是研究諸葛亮的管理思想必須注意的現(xiàn)象。一般來說，學界往往還比較重視史料的梳理和考證，而民間則更加偏向情感偏好上的可接受性。例如，永安托孤，劉備有言“若嗣子可輔，輔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”一語，學界的傳統(tǒng)觀點是君臣相得，互信無疑。但也有不少人認為其中不乏猜疑之心，或者干脆說成“亂命”。還有學者認為是為了平衡蜀漢兩大集團（劉璋舊人和劉備新人）之間的關系，為諸葛亮制約李嚴留下余地。對于這些說法，民間社會通常會不自覺地拒斥，而以君臣相得之說維護劉備與諸葛亮之間魚水之喻的美好形象。
　　關鍵在于，月照西窗，西窗的光亮同諸葛亮本人無關。但是，西窗的光亮卻有可能給他人映照出解決管理問題的路徑。因此，即便是夸大的諸葛亮（也包括丑化的諸葛亮在內，方向相反卻邏輯一致），夸大之后又成為新的思想資源。研究管理思想，不但要注意當事人本人的思想，還要注意后人對其發(fā)揮展開而形成新思想的機制。這種新思想可能依然托名前人，也有可能改頭換面。思想史的魅力之一，就在于揭示思想衍化變形中的邏輯和情感。而諸葛亮的管理思想，可以給我們從事這種揭示工作提供一個內涵豐富的范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