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余的電上網，不足的再由大網支持，在區內正在安裝充電樁，準備為城市公交電動車充電。小區內采用熱泵技術，為居民樓夏天供冷，冬天供熱。在哈密地區也有一個光伏發電工業園，已經并網的光伏發電能力有60萬千瓦，一共有21個投資運營業主，這些投資業主既有央企，包括華能、化電這樣的央企，也有地方國有，也有民營企業，也有外資企業，例如在那個地方，我看到一個香港弗光光伏聚光發電，就像一個放大鏡一樣，太陽照進去聚光以后發電。可以說這個地區集各種技術流派于大成，上網電價國家定的標桿電價一度電一塊錢，現在降到九毛錢，其中化電公司通過招標的2萬千瓦的光伏電站，一度電是0.785元，但是據當地介紹，這樣的電價在當地也能盈利。哈密同志告訴我，他們發展光伏發電的積極性非常高，投資者也非常踴躍，現在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國家批給它的光伏發電控制指標太少，現在還在下計劃指標，每個省只能多少，不能超過這個數字。目前只剩下兩萬千瓦可以分配，其他就沒有指標了。

　　他們打算留給漢能的薄膜光伏發電。這21個投資和運營業主，因為一共就60萬千瓦，21個業主，所以每一個也就是兩萬多千瓦，他們都很想擴大自己的建設規模，但是受到國家批給的規模數限制，我就問他們，這里的風光資源這么豐富，國家為什么還要下控制指標，為什么還要控制你，只能搞這么多呢？回答是因為光伏發電、風力發電仍然需要國家電價補貼，受補貼資金的限制，所以有規模的限制，這個情況我過去多少一點，我馬上跟國家發改委價格部門溝通了一下，去年以前我們每度電征收8厘錢的可再生能源基金，現在這個不夠了，現在一度電是收1.5厘錢的可再生能源基金，理論上去年可以收540億元可再生能源基金，但是總有收不上來的，所以實際數要比理論數少一點，這個基金是由財政部負責收取和管理，后來主要補給電網公司，因為主要是差價部分。

　　這里可再生能源基金大部分是用來補貼風電、太陽能發電的電價，也就是說高于當地燃煤火電標桿電價的部分，由可再生能源基金來補貼，以哈密地區為例，煤電火電上網電價0.25元，昨天我從寧夏回來，寧夏才0.28元，在當地這個電價是很便宜。風電是0.58元，每度風電還要補0.33元，太陽能發電現在國家定的是0.9元，每度電要補0.65元，如果按照這個機制，每年收取的可再生能源基金總數除了有點增量以外，大體上是固定差不多的。所能補貼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也就是恒定的，所以在這樣的機制下，可再生能源怎么能夠大發展呢？發展不起來，你只能按照基金多少才允許你發多少，這個數就固定死了。

　　我就不太理解，如果按照這個機制的話，就很難有大的發展。所以我就想可再生能源要得到大的發展，一定要在機制上進行創新，我前面舉了一個例子，在金融上創新，我們創新不僅是技術上的創新，也包括金融工具創新，也包括制度上創新，也包括管理創新，我這個例子就是說我們在管理機制上是不是也要做點創新，我想創新的方向，應該是逐漸減少補貼，甚至于最終做到不要補貼。以燃煤發電如果有一定競爭可比性，作為投資運營商來講，我想不希望減少甚至取消補貼，他們希望國家補貼多多的，不要取消，假如我是投資商，可能我也很容易有這種心態。

　　但是，如果大家來辯證看一下這個問題，如果繼續要政府給大量補貼，可再生能源的規模就不可能做大。如果能夠減少補貼，規模就可以做大，從宏觀經濟學來講，最簡單的圖表，就是你要求補貼得越多，發電量就越小，要的補貼越少，發電量可能越大，所以必須權衡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關系，這里我想耽誤大家一點時間，在我自己的工作經歷當中，給大家舉兩個例子。一個是上海浦東開發，當時上海一句話，寧要浦西一張床，不要浦東一座房，因為當時浦東交通很不便，當時還是江澤民同志當書記的時候，就建了南浦大橋和楊浦大橋，按照常規思路，交通部門建好以后就要收費，就像我們現在到機場高速公路一樣要收費，收費以后再去還貸，這是傳統思維，但是如果繼續收費的話，仍然沒有多少人愿意到浦東，也不方便。

　　所以市政府就有激烈的爭論，一種意見就說應該收，收來的錢才能還貸，另一種意見是不能收，應該鼓勵大家無償使用基礎設施，鼓勵大家到浦東去，那么這個橋誰來還，用浦東以后發展樂觀綜合效益來還。最后市政府做出正確決策，這兩座橋不收費，那不收費交通部門不高興了，這個錢誰來還，但是事實證明浦東后來較快發展起來了，它的收益完全可以還這兩座橋的錢，這就是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比較。